然而，这个前提很难成立，尤其是在大量党内法规乃至党组织的意见、决议、决定、规划等成为行政法事实上法源的情况下，更是这样。
涉港制裁中受制裁的中国相关实体和个人利用美国宪法和法律寻求救济，可被视为他们积极、主动、自发地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的斗争形式，符合当前运用法治手段开展国际斗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要求。三是受制裁主体向OFAC提出补救措施，相应补救措施可以否定OFAC指定的事实基础。
因此，向OFAC要求除名的行政复议这种行政救济方式，对受制裁主体来说是可行但无效的。有研究指出，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仅规定总统可以对任何国家的人权犯罪者进行制裁，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规定总统具有应当对其进行制裁的义务，即要求总统积极认定并实施制裁，明显更加严厉。法院对根据IEEPA冻结资产是否构成第四修正案的扣押存在分歧。该司法审查应在六年时效内提出，一般必须用尽行政复议的程序。第二，如果法院认定涉港立法或其制裁合宪，那么对于该等判例的进一步批判性分析有助于展现美国对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干预的肆意和粗暴，有助于揭露涉港制裁的非正当性和美国司法的虚伪性。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虽然IEEPA原本是国会限制总统有关制裁权力的法律，但是在内容上却给予了总统广泛的执行权。作为回应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美国国内法，香港自治法意图重点对所谓实质性地推动（materially contribute to）中国未按《中英联合声明》或《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基本法》）履行义务的外国主体实施制裁。一般行政法主要目的在于防范行政权力违法侵犯公民权利，部门行政法旨在维护公共利益和现行法律秩序。
德国之所以选择行政程序法典化，就在于行政程序法典化是简化行政程序、降低行政开支的最佳途径。在基本原则方面，行政基本法典应当将《宪法》第1条规定的党的领导原则、第33条规定的人权保障原则、第5条规定的法治原则等宪法基本原则具体化为行政法中的党的领导原则、权益保障原则、依法行政原则等。宪法对行政基本法典内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立法依据方面，《行政基本法典》应当在第1条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但总体上，既有研究遗漏了一些具体的影响因素，如部分学者过于注重法律因素而忽视政治因素。
第四章行政权利包括一般规定、人身权、财产权、社会福利权、行政救济权等。但行政法总则模式也存在较为明显的不足，无法成为我国行政法法典化的选择。
在回应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政府治理和社会变迁等方面尚存在明显不足。这一定位决定了法典内容应当重要而简约。第三章行政机关依职权启动行政程序包括依职权积极履职、管辖、检查、调查、陈述意见、听证会、行政决定、行政程序重新进行共八节。但是，行政法总则的容量较小、内容较少，难以完全弥补行政组织法等立法漏洞。
有鉴于此，在行政基本法典编纂和部门行政法法典化的关系上，可以采用行政基本法典编纂与条件成熟的部门行政法法典化同步推进的策略。根据我国一般行政法立法情况和发展需要，行政基本法典对既有行政法律规范有编入和拆分两种典型的载入方式。法典化的目的是依据各种政策而确定的。与我国行政立法领域程序实体合一的立法思路相吻合。
尤其是反对统一行政法典模式的学者认为，行政法全部法典化不仅不可能，而且没有意义。纵观各国立法史，法典化的目的大致可分为恢复秩序、维护秩序、统一法制、整理归类、更新法律等。
行政监督救济规范与行政行为运作没有直接关系，且行政诉讼和监察的主管机关不是行政机关，故不宜纳入法典。无论行政活动多么广泛复杂，其基础仍然是民事关系，因此很难说行政活动比民事活动更加广泛复杂，既然民法典能够调整全部民事活动，那么行政基本法典调整全部行政活动也是可行的。
第一章一般规定包括人大监督和民主监督，监察、审判和检察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依法问责。如行政处罚法便是有关行政处罚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定，不仅适用于治安管理处罚领域，还适用于环境违法处罚、食品药品违法处罚等领域。即使在号称行政法母国的法国，也不例外。行政程序法和实体法是相互依存、密切相关的。就此而言，行政基本法典和统一的行政法典、行政法总则的规范广度相似，都统摄了一般行政法的主要内容。虽然有学者指出，就内容而言，该工作计划中的行政基本法典与《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中的行政程序法为同一部法律。
这种同步推进的策略，一方面有利于加快法典化的进程，提高法典编纂的效率。这与行政基本法典注重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根本目的不符，故行政行为不宜作为行政基本法典的核心概念。
但以行政机关为主管机关的行政复议等应当纳入。第四，编纂统一的行政法典。
由这一概念工具可以抽离出若干在行政基本法典中具有普遍性的要素，在此基础上增加若干具有特殊性的要素，进而形成抽象程度不同的处于这一核心概念下位的类别概念，并由此形成概念体系（外在体系）。按照不同标准，行政活动有法律与事实、内部与外部、单方与双方、抽象与具体之分。
该方案的优点在于，突出行政基本法典控制行政权的价值取向，具备丰富的制度基础和学理支撑，能够很好与现有立法衔接，立法难度较小。本编包括行政立法、行政规范性文件、重大行政决策和行政规划，行政执法，行政处理和其他行政活动，又可以分为三分编。第六章行政责任与救济包括责任范围、种类、归责原则、构成要件以及救济渠道、范围、原则等。就此而言，行政基本法典应当为部门行政法中各种具体情况的特殊性和多样性预留出立法空间，以便形成特定领域部门行政法的具体法律规范。
在充分借鉴民法典编纂经验和国内外行政立法经验基础上，经过多种比选，可以说，行政基本法典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此种意义上的行政法总则是一般行政法的法典化。
事实上，这一观点混淆了法典与法律的关系。民法典的编纂经验表明，民法总则同样无法实现法典化的目的，必须与各分则合成一部完整的民法典方能使法典化的效益最大化。
我国行政立法，尤其是部门行政法并不健全，有些领域至今还主要依靠政策调整。编纂行政基本法典，有利于填补立法漏洞、促进法制统一、降低立法成本，推动形成完备的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本编规定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引领性的内容，包括基本规定、基本原则、行政法主体、行政权利、行政行为、行政责任与救济共六章。不过，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十分清晰的界限，而是存在相互交叉的模糊地带。尽管二者均具有保护公民权利和维护法律秩序的双重功能，但仍各有侧重。由于实体法的欠缺，导致法律体系依然存在较大漏洞。
（二）行政基本法典与既有行政法律规范的关系 行政基本法典并非凭空创设，而是对既有行政法律规范的继承与发展。随着民法典编纂完成，行政法法典化提上议事日程。
虽然统摄一般行政法的主要内容，但却不规定部门行政法的具体内容。在法典化的目的方面，有学者认为，统一行政法典体量最大，法典化的效应最为明显。
第二，制定行政程序法典。据此，全部行政活动都应当纳入行政基本法典的调整范围，确保法律对行政的全面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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